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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6【《六十年來家國》紀實散文】

我的1966【《六十年來家國》紀實散文】 與其說文章標題叫《我的1966》,還不如說,叫《孩子的1966》更貼切。那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9歲。 已經知道有中學的高中的和大學的紅衛兵大哥哥大姐姐們,在全國各地串聯鬧革命了。尤其嚮往那些
我的1966【《六十年來家國》紀實散文】
  
  與其說文章標題叫《我的1966》,還不如說,叫《孩子的1966》更貼切。那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9歲。
  
  已經知道有中學的高中的和大學的紅衛兵大哥哥大姐姐們,在全國各地串聯鬧革命了。尤其嚮往那些到了天安門,見到毛主席的紅衛兵。鎮上有兩個在縣城讀高中的,從北京回來,人們就把他們當英雄一樣對待。9歲的我,開始歎息自己年紀太小了,有生不逢時的感覺。
  
  然而,兒童的幻想卻不會因為年齡小而泯滅,相反,倒是越小越浮想聯翩,越多的初生牛犢式的天真想法。
  
  一日,召集了鎮上十幾個小朋友,我說,我們成立個紅小兵戰鬥隊,像大人們那樣。大家異口同聲贊成。各自的家長,都不含糊,給自己的孩子還做了紅小兵袖套。我們戴上紅袖套,士氣十足,早晚在大街上操練,尤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的隊伍,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時候,感覺整個小鎮,都在我們稚嫩的童聲中顫動。
  
  不久,我們的紅小兵隊伍居然得到了大人們的認可。每次開大會,造反派都安排我們坐前面,而且我時不時的還充當起帶領大家呼口號的任務。那時,都是由造反派把開會要高呼的口號印成傳單發給我們,照著傳單上的口號,振臂高呼。想想看,一個孩子,在主席台上,帶領大人們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走資派!誓死保衛毛主席!XXX不投降,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之類的口號,革命群眾能不群情激奮嗎?
  
  終於有一天,台上被批鬥的人中,我最熟悉的那個人出現了,那就是我爸爸。他是這個區的第一任區委書記,當然是走資派了。也不知道大人們批判控訴了些什麼,反正台上的所有人都被扣上了各種帽子,比如「反革命」、「走資派」、「貪污分子」、「腐化大王」和「右派分子」等等。還沒等我回過神來,造反派頭頭就叫紅小兵帶領大家呼口號。我跟以往一樣,照著傳單一句句帶領大人們高呼,我的小手握成拳頭,呼喊一句就向空中用力地高舉一次。突然,爸爸的名字出現在下一條標語上,我一愣,兒子怎麼可以對爸爸直呼其名?那豈不是不尊重老人嗎?——看看,即便在所有人都失去理智像瘋子一樣的年代,民族文化中最具精神的部分,仍然具有磨滅不了的生命力,仍然在我們的生活中於不知不覺中傳承著。——不容我多想,隨著小手再次舉向天空,我的口號已經喊了出來「打倒爸爸!」由於一口氣呼喊了十幾條,按照慣性,台下的大人們也毫無準備地舉起拳頭高呼「打倒爸爸!」
  
  當然,這個笑話,當天就成了區上的特大新聞,不久據說傳遍了全縣。甚至還出現了好幾個版本。
  
  實在按捺不住去北京見毛主席的衝動。那天,我們紅小兵戰鬥隊居然離開小鎮,步行上北京了。「戰友」們空著手,走了半天,到了離小鎮最近的大涵鄉。又累又餓。殊不知我們的戰鬥隊在鄉里頭名氣卻不小。聽說紅小兵來了,鄉里馬上派人來接待我們,安排我們住國營飯店,吃飯住宿都不要錢(那時所有的紅衛兵串聯都那樣,包括坐火車輪船都是免費的。)在鄉里造反派的帶領下(準確說,應該是教唆下),以我們為主,還操了鄉公所的家,把人家的文櫃都砸開了,公文撒了一地。是夜,還沒有等我們睡著,母親就和其他家長們追來了。那時,因為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大人們都不敢打我們。在母親的一番勸說下,我們答應「回家鬧革命。」——後來我想,可能我們的紅小兵戰鬥隊,是文革時期,中國最小的串聯隊伍之一了,雖然才走出去15華里,卻折騰了一個鄉公所。——那就是一個大人變成了孩子,孩子可以取代大人的年代!
  
  那年冬天,我的班主任老師,為造反派抄寫大字報的時候,寫錯了一個字,因為他家庭成分不好,是富農,當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縣公安局下來抓的。抓的時候,我親眼看著造反派用棕繩子把老師雙手反捆,由於捆得太重,勒得太緊,繩子都陷進了肉裡,老師的身子被捆成了弓型,捲曲在那兒。由於失血,雙手一會兒就變成黑色的了,老師的汗水像水澆一樣,全身衣裳濕透,直到暈倒在地上,他們才給他鬆綁。
  
  幾天後的一個早上,傳來消息,老師在押回來批鬥那天晚上逃跑出來,投水自殺了,那時的說法叫做「畏罪自殺。」小鎮沒有河,只有一口抗旱用的池塘。我跑到池塘邊,老師還在水裡,頭朝下,背對著我們,深藍色的上衣,肩上有兩塊灰色的補丁,還是那天捆他的時候穿的那身。幾十年過去了,老師水裡匍匐著的悲哀和恐怖一直在我腦海裡,那麼清晰,作為一個9歲的孩子,心靈遭受的震撼肯定很大。記得當時,我心頭好長時間難過,在現行反革命和和藹可親的老師兩種截然不同形象的矛盾中,最後,同情心終於佔據了上風,為老師的死悲哀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的日子裡,我特別親近老師與我同年的兒子,一種道不明的關切,使我倆後來成了好朋友。
  
  再後來,隨著爸爸被徹底打倒,他被發配到農村去做了馬車伕,我突然懂事了一樣,開始替媽媽做各種家務活,「鬧革命」的事就慢慢淡了。
  
  ——那個全體成年人都變成瘋子的年代,兒童,可塑性極強的兒童,除了不可理喻的幼稚,卻能在內心深處萌發出憐憫之心。我的憐憫心就是從看到老師被造反派絕滅人性的殘酷捆綁開始萌生的。這種由同情心支配的憐憫心,感覺就像與生俱來一樣,任多麼轟轟烈烈的極富政治色彩的教育運動都改變不了;她原本就存在於我兒時的靈魂深處,更像與生俱來的本能,真如古書所說「人之初,性本善」。至今,我仍然無法解釋其中原委。
  
  幾十年過去了,我愈發堅信,正是這種以同情心為表現形式的人的善良本性,才使得社會不斷發展。與社會的醜惡和政治的殘酷相比,人性,一種具有悠遠文化色彩的人類意識,不僅珍貴,更是不可戰勝的。
  
  ——1966,我懵懂而幼稚的孩提,還有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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